夺冠

首先，作为陈可辛导演的作品，《夺冠》的故事是工整的，叙事基本流畅，演员演技在线，在表现竞技体育的镜头语言上也很有看点，是一部质量偏上的电影。

不过我这儿不想深究电影的文本，只想谈谈《夺冠》的主题。

陈可辛是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导演，《夺冠》和他的其它作品相似，其真正的主题都是喻而不言的。观众都能感受到主题，但不一定能言说出来，这是一种润物细无声式的宣教。我不反对陈可辛导演表达他的观点，但并不认同，因此觉得有必要将之点明，再附上自己的观点给读者参考。

一、方法论：左旋与右旋

简单而言，《夺冠》中的郎平是一条线索，她作为队员，和作为教练，两次带着 “中国女排” 走上世界巅峰。两次 “夺冠” 有其共性，就是唤醒了女排队员的拼搏精神，并且最终赢得了 “胜利”。而主要戏剧冲突却不是拼搏的过程，而是两代人截然不同的 “组织方式”，一代是 “左旋” 的，一代是 “右旋”的。

何谓 “左旋” “右旋” 呢？这是一个哲学的方法论。假设我们站在未名湖边，想绕湖一圈。我们顺时针（左旋）走一圈，和逆时针（右旋）走一圈，都是绕着湖走了一圈，但看到的沿途风景却是截然不同的。湖边的花草树木、楼宇本身是一体的，但因为我们走的方向不同，一次只能看到它们 “一半”。

二、《夺冠》的主题

电影中的 “左旋”，自然是八十年代的夺冠，女排的组织方式靠的是集体主义精神、国家荣誉感、个人的牺牲、不怕苦不畏难的毅力。而21世纪的夺冠则是 “右旋” 的，与集体对应的是个性，与国家荣誉感对应的是个人成就与乐趣，与意志力对应的是 “科学” 的训练、营养、战术计算等等。

估计当代的年轻电影观众，会比较喜欢后者，而反感前者。

而按陈导的叙事，“女排” 的故事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是历史进程在竞技体育上的投影。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的叙事逻辑，随着经济发展、物质丰富，人们也越来越个性化，技术也越来越进步；而80年代一味强调集体、国家荣誉和个人奉献的 ”组织方式“，已经跟不上时代了，表现为直白的——无法 “夺冠” 。而郎指导回归女排，带回来了新的 ”组织方式“，新的这一套 ”组织方式“ 用 ”夺冠“ 证明了自己，赶上了生产力的发展。

最重要的是，两个时代用两种不同的方式得到了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拼搏赢取胜利（夺冠），和国家荣耀。不言自明的推论是，为了这个共同的目标，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应该 ”拥抱变化“，去学习和适应新的组织方法，或曰新的精神文明形态。

三、对主题的三点挑战

以上是个人的理解，陈可辛导演在《夺冠》中寄予的真正主题。我其实一直很喜欢陈可辛导演的电影，却几乎从来没有赞同过他电影背后的观点。这里也要对《夺冠》的主题提出三点挑战：

1. 中国人对 “女排精神” 感到荣耀的本质是什么？
2. 2016年之后的女排崛起，靠的真是新女排精神吗？
3. “夺冠”，真的是女排精神的最高目标吗？

四、中国人对 “女排精神” 感到荣耀的本质是什么？

《夺冠》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时代的人民对女排期望的差异。前一个时代的人民，万人空巷观看女排比赛，夺冠后举国欢呼，人民走上街头欢聚，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火把点亮了夜空。

而后一个时代，人们却在奇怪为何要把胜负看得这么重？赢了又怎样，输了又怎样？

按电影中郎指导的解释，是前一个时代还不够自信，因此不能接受失败。而后一个时代的人民有自信了，从而能够享受运动本身了，不再执迷于胜负了。

我认为郎指导的说法站不住脚，按她的观点，全中国最自信的应该是中国男足。

职业体育没有胜负心吗？尤其是投入数以亿万计资金的职业体育，那就是商业行为。比赛失败，主教练下课，队员开除，赞助商撤资，这才是这个时代的现实真相。

如果商业行为没有胜负心叫做 “自信”，那么最不自信的人上到上市公司的老板、CEO，下到小老板、技术经理……遍布全国所有行业。这个时代绝不是更自信了，而是更不自信了。

上一个时代人民把 “女排精神” 看得那么重，唯一的理由是人民觉得那是 “我们” 的女排。而现在如果看得不重了，只因为这 “与我无关” 了而已。

在世界人民仍未大团结、而是相互竞争的大时代里，每个国家、民族都有压榨出最大生产力的潜力，目的可能是为了国家进步、民族强盛、人民幸福，也可能是为了维持霸权或给大老板赚更多钱。

“最先进的生产力” 是双方共同的目标，也就是我们哲学话题中那个需要绕一圈的未名湖。

如何带领一个民族去前往目的地，究竟是顺时针走，还是逆时针走，是大哉问。看上去目的地一样，可沿途风景截然不同，挑战截然不同，因此也需要不同的组织方式。而组织方式产生的效果，无非是高度自主与充分服从两种策略。

我们这里不讨论监工的皮鞭、佃户的卖身契或是产线工头口中的Dio他妈。绝对的服从绝对不能发挥人类个体最大的创造力，最优秀的组织目标都是发挥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或曰拼搏精神。

我们这代人所熟悉的拼搏精神，叫做 “Owner” 意识，源自于期权、奖金、财务自由理想、创富神话、35岁失业压力、对 loser 的恐惧感和末尾淘汰的业绩考核。

而上一代人熟悉的拼搏精神，是人的一生该怎样渡过、是为人民服务、是心忧天下、利国利民、为人奉献。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 “组织方式”， 或用一个时髦的词，“生活方式”。

所以，冷战时代的竞技体育为何受到各国各民族的高度关注呢？因为它本质上，是以 “先进生产力” （锦标）为目标，不同 “生产关系” 之间的和平较量。

八十年代郎平所在的女排获得胜利，是在 “女排” 这一战场上，与列强不同、属于中国人的这种 “生产关系” 获得的胜利，尤其是在物质条件、身体素质远不如人的情况下获得，似乎更能证明 “组织方式” 上的优越性，女排英雄们不仅能够吃苦，而且愿意吃苦，把自己千锤百炼锻炼出来了。

那为什么当时的人民对女排的胜利如此热情呢？因为当时的很多人真诚的认为，属于女排的 “女排精神”，也是 “我们” 的精神。女排赢了，就像是 “我们” 赢了。

五、女排重新崛起，靠的是 “新女排精神” 吗？

结合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来看，更准确的说，八十年代女排的 “夺冠”，是一种 “旧” 生产关系的回光返照。当全社会各个角落的 “旧生产关系” 都崩塌了，女排精神无非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于是以电影《夺冠》中的郎平为例，“左旋” 和 “右旋” 两种前行方向的矛盾欲言又止地呈现了出来。与其他人不同，电影中的郎平青年时就会思考 “前途” 问题，所以她自己很早就学会英语，也建议陈指导要以中国女排总教练为目标。

而身处美国的郎平，已经是一名认证的残疾人，全身上下没有一片骨头是好的。而她昔日战友，也早早因为癌症去世。

电影似乎有许多话没有说出来，但我替他们说出来，“女排” 们为时代奉献了那么多，可是时代给了她们什么？

这种质疑的声音，是八九十年代时，四十岁以上的人们在艰难中回顾人生时最常说的一句话。

于是郎平成为了一名职业体育人，学会用属于个人视角的 “专业性” 和 “利益” 来重塑自己的动机，融入了新的时代，解决了自己曾经和时代的冲突。也通过个人能力，获得了最令她内心矛盾的成就——她带领的美国队击败了她出身的中国女排。

接下来的故事，就是郎平怎么带着新的思维、新的组织、新的技术、新的文化回到中国女排，把她们重新带领上了世界冠军的位置。其中最主要的戏剧冲突，就是郎指导怎么让这些年轻的女将们找到了自己打排球的快乐，找回了自己的主体性。

或许很多观众和我一样，看这后半段时，会有说服力不足的感觉。怎么新女排就从屡战屡败，一夜之间战胜世界第一的强敌了呢？靠重建人生理想，靠快乐排球？

试问，巴西队的那些女将们，难道也不知道她们追求的是什么？当她们鼓动全场欢呼的时候，她们难道不懂得享受排球的快乐吗？凭什么世界第一的强队，就这么败给了一个二三流公认的弱队呢？

必须得说，这一段在逻辑上是不给力的，与前一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前一代女排因为奉献精神，在物质不足、身体素质不占优的情况下，通过更强的个人能动性，更努力的拼搏，更多的汗水和血泪，才赢得了胜利。

这反而符合唯物主义（科学）的推理，而后者的一夜转变，却更像是唯心主义（精神）的胜利。

我对新女排并不了解，也许真的就是电影所说的那样，但不符合自己当年的感受。我当年看到女排战胜巴西重回巅峰，还一度以为是拼搏、奉献的集体主义精神重新回归，重新证明了自己呢。

这一段的真相，就留给读者们自己评判了。

六、“夺冠” 真的是女排精神的最高目标吗？

按陈可辛导演的叙事逻辑，“右旋” 的新女排精神，和 “左旋” 的老女排精神，在各自的时代赢得了同样的目标——“夺冠”。言下之意两个时代不需要互相否定，在目标一致的前提下，我们应该拥抱时代的变化，顺应新的文化和新的组织方式。

可陈导却仍然未对电影中的问题给出答案，为何这个时代不再看重女排的胜利，不再看重女排的精神了呢？

我觉得这个道理其实很容易说得通的。《夺冠》电影中的郎指导，靠着 “快乐女排” 的思想让女将们找回了自己的主题性，最终赢得了胜利。但试问那些没有入选阵容，或是被筛查淘汰掉的女将们，也能都像领取金牌的女将们一样快乐面对排球吗？

排球对电影镜头外的女将们，究竟是一门爱好，一块事业，还是一项职业、一门生意、一个将自己异化的运动呢？

对于赢者全拿的锦标运动而言，快乐永远只属于镜头前的少数人。如同企业老板将每天睡四小时视作一种自我实现的奋斗时，那些封闭开发中看不到老婆孩子的码农们不一定快乐；如同美团的算法工程师们追求着改变世界的理想时，一边闯红灯一边回复手机的外卖骑手不一定快乐；如同乔布斯在发挥着 “扭曲现实立场” 创造一个时代时，富士康产线上在工头dio声中一天组装三千件的员工不一定快乐……

“新女排精神”带来的快乐与自我成就，并不一定是 “我们” 的快乐与自我成就。

《夺冠》中老教练回想起66年拿到世界第九，不料十年没有球打，充满了遗憾。可职业运动员没有锦标比赛的时候，也许是中国人生活中体育运动最丰富的时候。

回想着小学时每周三晚上，在工厂操场和小伙伴们一起看车间篮球联赛的快乐，再低头看自己在工位一边敲键盘一边吃外卖吃出来的一米多腰围——

——这个时代的人为何不再看重夺冠与女排精神，对我而言是一件很容易理解的事情。

本文首发于深焦DeepFocus

似乎少有香港导演如吴宇森、林岭东，在创作生命的多数时间专注一种品牌和类型耕耘；似乎也少有如香港影人般，总面临被叵测变幻的时代、体制、市场淘汰的风险。为了顺应不同出口市场的需求，迅速练就出“十八般武艺”，在各种类型、语境、价值导向、意识形态中摸爬滚打；相比美学探索，不如说是生存需要。

而跃幅之大，甚至到了瞠目结舌的程度，谁能想象拍摄“《古惑仔》系列”闻名的导演会受邀指导讲述“开国元勋”革命青春的《建军大业》（The Founding of an Army，2017）？

出路，仿佛曲径迷宫，成为不仅摆在每位香港影人面前的“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回归以来，陈可辛这20年的创作距离其成名作渐行渐远。但借由他“从未失手”的履历，提示了如何有意识的在目标市场迁移的过程中“保持姿势”：从尝试打通亚洲三地的《三更》（Three,2002）系列；到CEPA签署初期启用亚洲明星团战略投放的《如果·爱》（Perhaps Love，2005）、《投名状》（The Warlords，2007）；当内地成为全球数一数二的票仓后，则全面拥抱内地明星聚焦大陆题材的《中国合伙人》（American Dreams in China，2013）、《亲爱的》（Dearest，2014），再到实现“将个人理想和中国梦结合实现共赢”的《夺冠》……

在这些“顺势之作”中，细心的观众会发现一条为“港人北上”摸索出的成功之道——心的回归。

但一味的顺应，既不能作为困于瓶颈的抵赖，更不能变成战无不胜的法宝。“万变不离其宗”的依然是各种类型间暗涌的作者表达。下文以《夺冠》为轴，从“恒定主角”、“视角迁徙”、“两难之境”、“时间横断”四方面，探讨陈可辛贯穿其创作的语法和母题。

恒定主角

在陈可辛所涉猎的类型文本中，贯彻着一项“恒久不变”的核心要素：主人公人设的统一性。《甜蜜蜜》（Comrades: Almost a Love Story，1996）中李翘、《投名状》中的庞青云、《夺冠》中郎平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

答：她/他是不畏质疑、不改初衷、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甚至不惜斩怒情缘、六亲不认、佛挡杀佛的人。

其主人公异乎寻常的执着顽强，人际冲突反而坚定了其斗志，只有时间创痕才能让她/他暂时回首、心生恻隐。这是其电影最动人的经典时刻：李翘与“米老鼠”的悲怆重逢，以及在老友手机中想起的国歌。在对张彻名作《刺马》（The Blood Brothers，1973）进行重构中，作者将阶级无法僭越的愤怒和绝望作为翻拍的核心。对以陈可辛为代表的香港电影人而言，或许依然“芒刺在背”——任何对裂痕的漠视都将是一部损失惨重的血泪史。

为了坚守这个人设，陈可辛不惜触犯一个当今教材“明令禁止”的创作大忌——其主角缺少人物孤光。从头到尾似乎并未发生动摇。要注意的是，李翘、庞青云、郎平等主角们在各自影片中经历的只是境遇的浮沉，而非其性格颠覆。

或许是生存于时政敏感带，所以本能的偏向自我依靠，与其说陈可辛不相信人会轻易动摇，不如说他对人转变之后的去向更为困惑。

为此，他执着为影片中（不论正邪）每个角色建立一套坚定的处世哲学。有了这份坚定，角色便有了魂魄，有了态度延展生命轨迹。在双人轨迹交织中形成冲撞，并在冲撞中逆推出坚毅面孔和所处立场。

或许是顾忌这样一位满溢作者个人价值倾向的“强人设”很难让观众一上来代入认同，作者巧妙地施行又一“不变”的怀柔策略：通过置入一个（同行的）旁观者视角，让观众循序渐进的接纳主角/作者的核心价值观。

故事在主角与旁观者（多为片中另一位戏份相当的主人公担任）的相识和冲突中，导向第一个冲突事件（在“九本格式”剧本中第四本的位置）的引爆，而叙述视角借此向其主人公迁徙。

视角迁徙

在《甜蜜蜜》中，观众跟随初来乍到的黎小军见识陌生的香港和张曼玉饰演的李翘。随着他渐入本地生活，并与李翘日趋亲密，作者欲盖拟彰地剥离着李翘的身份（以及内心世界）。

随着第一次街头分手，李翘拒绝了同款戒指并吐露了实情：“黎小军同志，你来香港的目的不是为了我，我来香港的目的不是为了你”，主角的核心目标被和盘托出，成为其与旁观者间无法修复的（观念）裂痕——至此，陈可辛要求观众进入李翘的视角，重新审视这场爱情。

《投名状》则“如法炮制”。通过三弟姜武阳的回溯视角去审视大哥庞青云的一生功过，攻城后庞青云执意军法处置强奸民女的兄弟，并借此将内心觊觎已久的壮志/野心“全天下的百姓都不能让人欺负，我们要做的是这样的大事”一吐为快，成为与对立者赵二虎、旁观者间无法修复的（阶级）裂痕——至此，陈可辛要求观众进入庞青云的视角，重新审视这场恩怨。

《夺冠》在郎平作为绝对银幕主体的前提下，依然通过陪打教练（青年陈忠和）的视角来接近当年身体条件尚达不到上场资格的主角。当再次成为中国女排主教练后，郎平从专业角度坚持当今体育必须结合现代化的技术力量，提出以“大国家队”的建队宗旨，成为其与官僚者、传统者间无法修复的（体制）裂痕——至此，陈可辛要求观众进入郎平的视角，重新审视前两次的夺冠。（值得深思的是，作者回避了郎平在95-98年第一次当主教练的经历；同时通过陈忠和讳莫如深的台词“你以为我心甘啊，可是他们不信啊……现在你能给大家带来暂时的希望”，话中的“他们”是谁？“不信”的又是什么？）

采用恒定主角、视角迁徙的叙述策略，令观众得以从正面和侧面两个方向立体的认知其核心主角。除了更有效传达作者的个人意志外，不能忽视的市场考量是，交替视角讲述同一故事，能塑造出相爱相杀的一组核心形象（“三十年的朋友，一朝的对手”）。相辅相成、不分伯仲、同样饱满、同样立体的“双主角”能够吸引两位卡司相当的明星出演，以“双保险”作为票房的保障。

两难之境

综上，会发现陈可辛作品不同一般主流电影的冲突模式：不依赖性格差异设计矛盾，而通过揭示其主角真实性格而彰显早已存在、难以避免的（观念、阶级、体制等）裂痕。

究其根源，则引出陈可辛第三项“恒久不变”的核心母题：“两难之境”。

《夺冠》通过核心主角以“双雄模式”通过三场决赛，展现一个历时几代人的伟大群体。其贯彻语法“恒定主角”和“视角迁徙”获得了最高效的发挥：通过将大小角色淬炼成有血有肉的圆形人物：郎平与陈忠和、朱婷、甚至被迫离队的国手间的对手戏被刻画成一幕幕触及人心的“高光时刻”。《夺冠》作为一部不掺过场戏的电影——每一幕都可谓在40年的光辉岁月中精挑细选——每一场戏、主角的每一个选择都聚焦于一次在新旧思想、代际、体制、价值交锋中的两难选择。

从《甜蜜蜜》到《投名状》，主角不悔的初衷引发情谊的中止，在价值观念中凸显难以弥合的裂痕。但就对立双方（主角与旁观者）而言，作者却故意模糊对错、正邪的直接判断。李翘在放弃黎小军后，是否应该迅速转向了豹哥？但作为审判者，在小婷眼中渣男无疑的黎小军合适吗？庞青云在弹尽粮绝时是否该与“魁字营”交易疯狂赌命？但作为审判者，为一双军鞋动手杀人的姜武阳合适吗？

在《夺冠》中，其实还有一个不在画框却无法回避的“审评者”——看客/观众。如果有观众置疑陈可辛在表现郎平被骂时消音处理，这其实作者无奈的留情。因为羞耻的不是郎平和陈可辛，而是曾经的我们、被狭隘民族、官僚主义所裹挟的看客。

消音，作为一个被迫存在的视听BUG，成为一个徒有其表的姿势，在尴尬的空余中陈可辛抛给银幕外审评者的诘问是：那么在乎输赢/正确，是因为我们的内心还不够强大？

陈可辛不但通过“恒定主角”否定立场的见异思迁，更通过“视角迁徙”拒绝片面的定性“是非对错/正邪善恶”。

他采用多视角、多维度交织的方式，将传统冲突模式的“正邪对抗”转化为在价值裂痕间主角们的“正正对抗”。从而将其置于进退维谷的两难之境——不论主人公坚定的目标是对是错，她/他都义无反顾地走到底，只有这样才有机会转败而胜，将歧路走成正道。

时间横断

事实上，拍摄《夺冠》又何尝不是一次创作者的两难之境？

相比被聚焦群体40年来的丰功伟绩，在135分钟的有限时长内电影所能截取的无疑仅是惊鸿一瞥。电影作为“浅尝辄止”的时空媒介，即使再审慎的提炼和取舍，都将可能是“一次冒犯”。观众、当事人会本能的着眼于它所遗漏的而非所呈现的内容。

“中国女排”早成为一个永久性的符号，烙印在国民的记忆和神经中，产生着条件反射般的震颤。导致任何人、任何时候试图素描这座丰碑，一个个沉淀在国民心中远去/永恒的画面便会从记忆中苏醒，即使藐视戏剧规律也在所不惜。

从本体论而言，历史时间在再现时间中复活——在流逝中过去的事物以影像的形态重抵现在——在观影中，我们首次经历、我们再次目睹过往和此刻的“双重失去”，而画框中凝结的每一幕都是在女排历史中精挑细选的“高光时刻”。冲动在影像抵临中迸发，又在其时延中留下余迹，双重的情感呈辐射般蔓延，在目光和记忆的交汇中构建起“一个不可能再触摸的真实”。

THE END

先上一张吐血整理了3小时的三大球38年成绩对比图！

中国男足2004亚洲杯亚军

从电影的第一个大赛节点，日本世界杯开始，38年间，女排最差的成绩是世界第10名，男足最好成绩是世界第31名。给男足用了绿色，用意很明显。我能怎么办，当然是选择原谅它啊！（一堆足球喷子来了，还女足踢得过国少吗？国足踢得不行，跟你们这群找借口派球迷能没关系？喷我请便，成绩不会因为喷我变好。）

从三大球的对比我们可以得知，我们中国女性的体育成绩，基本上都要比男性好，是为前提。

由陈可辛来拍这部影片，可以说没有选错人，擅长把控观众情绪的陈导，在很多情节点上，煽情到位，看哭了不少同场的观众。配乐也相当的赞，因为在比赛的关键时刻，都会让现场声盖过配乐，所以本片的配乐不会犯其他影片配乐太满的错误，可以说在恰当的时候出现，行云流水地带动节奏烘托情感，又在该充当配角的时候把C位让给现场音。可惜的是，本片的摄影发挥的空间有限，有些镜头不错，但是不够出众。

不得不提的是一男一女两大戏骨。

不好意思，没有黄渤。

吴刚除了眼神异于常人外，把袁伟民在那个时代氛围的那股拼命劲儿诠释的非常到位，特别是该冷静的地方，简直就是吴刚的拿手好戏。也正是袁伟民时代，女排向世人展现出，什么是女排精神！

巩俐，被称为巩皇的她终于告别了迪士尼版《花木兰》里面糟糕的角色分配，在郎平的角色上收放自如。我们看到影片中很多真实运动员都登场了，有人会想，为何不让郎平自己演自己呢？巩俐用自己的演技告诉大家，老娘用演技和气场，压制全场，把控节奏。即便是郎平本人出演，也未必会比她更有张力。

陈忠和是我和我奶奶非常喜欢的教练，总是笑嘻嘻的他，让人看了不反感。女排的女孩子们太苦了，有这样一个温柔可爱的教练，反而是一种幸事。可惜，第一段落用了一小时左右的时间。郎平带中国女排重返巅峰，必定也要占用大篇幅，所以陈忠和的部分，显得太弱了，不如现实。黄渤也没有陈忠和帅气。

当然整个影片的观感还不错。除了有些年轻观众不认识苏联的旗帜，有些观众一直在抽泣。

因为是河南人，所以当河南球员朱婷用河南话讲述被皮划艇教练拒绝的事情，“妞，你这腿往哪儿搁”的时候，大家全部笑场了。

我觉得女排精神不仅仅只在运动领域，在中国改革开放，奋力发展的这几十年，女排精神，女性同胞，也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半边天是对她们最贴切的称呼。很多时候中国男性完全被中国女性比了下去，让大老爷们儿有点羞愧难当。但是，有这样的半边天，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幸运。

因为，在影院，哭的最惨的是她们。在球场上，拼的最凶的，也是她们。

向她们致敬！

豆瓣热门的几个低分评论，是有些道理。一类低分，认为有无法言说的外力干扰影片创作，使得表达模糊不清；另一类低分，认为本片创作本身并无高级之处，形神皆散。

我自己看的时候，也有一些低预期，一开始的心态的确是挑刺的。比如我特别希望陈可辛能在视听上对排球这一非常具有力量感的运动进行新的技术尝试，但是没有看到。所有运动镜头都剪得很碎，最关键的几球的视听表现力表现力甚至不如小时候的《青春的火焰》和《灌篮高手》（当然日本人拍起来又实在太夸张了）。最早的那两场比赛（对江苏男排和日本女排），甚至球路的追踪都不是很清晰。

第二个疑惑的点是上半节对名字的回避和下半场对名字的张扬。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会变成这个样子，但我清楚地感受到自己对这些英雄们名字的渴望。

然而，随着渐渐看下去，我实在架不住，“中国女排”这四个字所激荡出的猛烈回响。从小到大我能看的几场中国女排夺冠的直播都看了，大家都是明白人，都知道女排姑娘们夺冠跟自己的人生其实没有什么关系。但是，看到她们登上冠军奖台，看到五星红旗跟在国歌声中缓缓升起，我无法从中离间出来，实在做不到，就是激动得不能自已。这是竞技体育的魅力，这也是爱国主义的感召力，这是朴素的、原始的、炽烈的、真挚的情感，在对此是该冷静刻奇还是该坦然沉浸之间，我都毫无保留地选择后者。

因为，英雄无论如何就是英雄啊。

而作为企图在影院中重新唤醒这几段国民记忆的《夺冠》，我没看出它在处理上有什么致命的大问题（或许终究有人会觉得这些问题大得不得了），也没看出它距离自己（或者外力）所预设的目标离得很远。这些导致的结果是，我没有办法把这部商业电影与中国女排做非常冷静的切割。

同志们，银幕上的她们，就真的是她们啊。

一句话，我看爽了。谢谢中国女排。

本文不啰嗦，直接摆最关键问题。

陈可辛的前作《中国合伙人》，借鉴的是《社交网络》的剧作结构，即以一场诉讼案为线索，带着质疑的眼光走进人物，并以多视角、反复插叙的方式，完成“罗生门”式的多维立体的讲述。

这次《夺冠》，陈可辛再次借鉴艾伦·索金的另一部编剧作品《史蒂夫·乔布斯》。

说白了，是一种高概念，即：人生中的三个重要时刻。

《史蒂夫·乔布斯》选取的是三场发布会，即1984年麦金托什电脑发布会、1988年NEXT黑立方体发布会，以及1998年iMac发布会，以此来勾勒乔布斯的人物形象与心理轨迹。

而《夺冠》选取的是三场赛事，即1981年女排世界杯决赛，2008年北京奥运会对战美国，2016年里约奥运会女排1/4决赛，并试图以类似方式来描画郎平。

但问题是，艾伦·索金不仅剧作精巧，他更牛的地方在于能够快速精准地抓住人物特质，并以此做戏。

他在《社交网络》里，把扎克伯格刻画成一个社恐患者，但就是这么个人，却做成了全球最流行的社交网站，足见其背后的荒谬与时代特征。

而看了《史蒂夫·乔布斯》，你就能明白为什么乔布斯会把苹果打造成一套封闭系统，因为他这个人本身就是一套封闭系统，与外界格格不入，绝不兼容。

这才是艾伦·索金最厉害的地方。

他总能深入到人物内心最本质的层面，并以此为切入点展开精巧的叙事。

由此反观《中国合伙人》和《夺冠》，我们就能发现，它们实际只学到了精巧的表面功夫，却对于人物本质缺乏理解和捕捉。

特别是《夺冠》。

影片只是讨巧地选取了三个令人振奋或惋惜的时刻，却对为什么选？逻辑何在？语焉不详。

我们细看这三个时刻，就会发现，它们根本不是一个维度的事。

1981年女排世界杯，郎平是运动员，这里主要讲她怎么突破自我，赢得冠军。

到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这时郎平作为美国队总教练，这种身份转换本身是很有戏剧张力的。但问题是，它和之前的段落是完全割裂的。这里其实已经转为关于“身份认同”的冲突。

再到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郎平成为中国队教练，带领女排冲击冠军，这里实际又在讲体育观念的革新，如何破除“唯金牌论”，回归运动本质。

这三级跳，是很难放在同一逻辑框架下并做到自洽的。

这就造成了《夺冠》表面结构清晰实际松散紊乱的症结。

再来，不可避免地，表达上也很难自圆其说。

实际能够感觉到，陈可辛想要完成的表达是“新时代中国已经不再需要女排精神”了。

因为女排精神实际是特定时代的产物。

也就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要在世界面前展现一个崭新的强势面貌。

但实际上，无论在硬件设备还是软实力上，我们又不具备相应的条件，于是只能靠举国体制，靠魔鬼训练，靠非人的高负荷方式，来达成不可能的任务。

这其实才是“女排精神”真正的语境。

但正如郎平在片中回答外国记者时所说，为什么中国人那么在乎输赢？是因为我们内心还不够强大，所以总要依托于外界的认可，总觉得胜利是唯一赢得尊重的方式。

而影片最终的落点，实际是“放下唯金牌论”，重新找到运动的乐趣和意义。

这本来挺好。

但问题是，陈可辛完成这个表达了吗？

没有。

他只是在两个端点做好了布置，但中间的转变过程，非常潦草，根本没有形成顺滑的弧光。

更何况，他还要顾及审查，并不能将“女排精神”彻底抛弃，所以在影片后来，才有中国队员重回老训练场的段落，再次去寻找失去的“女排精神”。

这实际在表达上已经偏离了。

也正是因为这种左顾右盼，前后失据，使得整个表达彻底失焦。

看到很多人说，《夺冠》应该改名叫《郎平传》。

别逗了。

如果真的改了，我对它的评价只会更低。

因为它根本没有完成一部传记片的本职任务，即提供一种视角，让观众对人物产生新鲜而深刻的印象。

不信请自问，看了《夺冠》，你有对“郎平是谁”这一问题产生更新、更深的认识吗？

几乎没有。

而且恰恰相反，你对郎平的了解可能依然会停留在“一个传奇运动员加教练”这些无需看片就已然知晓的层面上。

这无疑是影片巨大的失败。

点映场，陈可辛导演说，这个故事的容量可以拍网剧了，会更丰满。

我也这么觉得。

如果是网剧的形式，20集，将女排从80年代到2019年的历程一步一步徐徐展开。我能想象的是，会比全职高手原著的叙事方式更精彩，毕竟真实的事件远比虚构的作品有力量。

可是啊，毕竟资源有限，网剧的运作模式不可能有电影的经营模式赚钱。如果有一天，形式不再是商业利益考量的关键，或许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方式去欣赏故事，感受生活！

说回电影，我觉得导演在有限的时长里，选取了这么几个片段，还是挺准确到位的，比如删掉了95年执教，取舍了一些可能更精彩的比赛，保证了电影正常的叙事节奏，同时还做到段落很燃，作为命题作文已经很好了！春节档和爸妈或者其他有那段历史时期经历的人一起回顾，会是个不错的选择。导演做到了没有刻意煽情，甚至挺克制的，比如最后朱婷扣杀决胜时的静音处理。但不知咋的，就是很好哭，我一个不怎么迷体育的，且泪点公认奇高的人，都眼睛酸了好几回。

80年代的女排精神，已经很久没人提起了。我们今天并不需要如此拼命，就可以获得好过得去的生活，时我们的幸运，也同时是桎梏吧。尤其是作为一个特别没有竞争意识的确完整经历了8090年代的人，我一直有那种一肚子不合时宜的感觉，反而是当下低欲望且佛系的思想潮流中感觉更加适应了。可是毕竟耳濡目染当年的种种，对女排精神依然充满敬佩！

新世纪快乐体育的理念，似乎也不是大赛取胜的关键。更有直接效果的可能是扩大了公众影响和选拔覆盖面，让更多的优秀有潜质的选手进来，以及精细化的数据分析，更加合理的训练方法和更加深入的国际交流。说到这里，就更加佩服郎指导的眼界和魄力了，即便普通的我们，也能从她身上学到一些让我们自己平凡的生活有哪怕一点点微不足道的改变。

玲珑塔上朝南一面，巨大的冬奥会倒计时沙漏每天都在更新，奥运会作为一门生意已经不是各国争抢的焦点了，其他各大赛事在如今发展完善的商业社会中，也大多是生意。可还是有很多观众愿意看的。竞技体育的魅力还在，不管它以什么形式出现，人们都愿意去欣赏那些真实世界里，为了梦想拼搏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