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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讲述被侵略者反抗侵略者的电影，作为曾经的被侵略国和受难国，也许国内观众看了会有更深的感受。

电影的背景是在上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侵略了意大利。刚开始看的时候还有点疑惑，意大利不是二战的始作俑者之一吗？怎么会被德国侵略呢？一查才知道这是墨索里尼倒台后的故事，曾经是侵略者，如今成为被侵略者，故事发生在意大利。战争的残酷从来不避弱者，不强大就会变成挨打，即便你曾经是魔鬼。魔鬼会打败魔鬼。

电影的导演是罗伯托·罗西里尼，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发起人。新现实主义主张“把摄影机扛到大街上”，通过拍摄真实场景体现故事的现实性与真实性，而该电影作为开创新现实主义电影的奠基之作，导演通过记录手法拍摄战争中罗马市民的艰苦，在观看的过程中观众也能体会到电影的真实，不管是场景的布置还是演员的表演。该电影获得首届戛纳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八卦一下，导演有过一任妻子，她的名字叫英格丽·褒曼，就是因为这部电影，她为他着迷。

该电影讲述了二战期间，德军侵占了罗马，为了保卫国家和追求自由的生活，罗马的群众通过自己的方式向侵略者抗争的故事。被德军侵占下的罗马，建筑物伤痕累累，人们生活艰难。地下反抗组织领袖的工程师曼菲蒂为了躲避德军的追缉躲藏到朋友弗朗西斯科家中，善良的未婚妻皮娜在弗朗西斯科不在家的情况下接收了曼菲蒂，然而德军还是发现了曼菲蒂的踪迹，到弗朗西斯科家中进行逮捕，弗朗西斯科被捕，追在警车后面的皮娜最终中枪身亡。曼菲蒂躲过一劫，却被女友告密，而协助他的神父也被捕入狱，最后曼菲蒂被折磨致死，神父也被枪杀，看到男友被折磨致死的场景女友大受打击也最终倒下。

除了主角，电影还有众多形象鲜明的人物，比如那个为了生活参与到食物疯狂抢夺中的修士，比如那个虽然饥肠辘辘却坚持守职护送妇女回家的警察，比如那些虽然还是孩子却勇敢作战的孩子，比如那个下死命令折磨俘虏、冷酷无情的德国军官，等等。战争中，善良的人们努力苟延残喘着，残酷的恶魔疯狂的屠戮着。

个人最喜欢的镜头是将镜头从折磨人的囚室移到德国军官享乐的房间，一墙之隔，右边是冷酷没有人性的人间地狱，左边是美酒佳肴、声色犬马的人间天堂，右边是被各种刑罚折磨的男友，左边是享乐醉生梦死的女友，右边是看着同伴被折磨致死的神父，左边是纵情享乐的德国军官。一边是天堂，一边是地狱，天堂里住着恶魔，地狱里住着可怜人。恶魔不能毒害反抗者的灵魂，只能毒害他们的身体。

电影的最后，神父被执行枪决，在广场的外边，一群孩子围观者，他们是一群小战士，他们尊敬这位神父，看见神父被杀的场景，我想，反抗的种子会深深种在他们的心里。

神父被杀前说，“好死并不难，好活才最难”，战争中，活着真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死却是一件极其容易的事。

巴赞借用阿姆代·埃弗尔对“新现实主义”的定义来阐述他对罗西里尼的评价，“新现实主义的基本含义首先就在于不仅与传统戏剧体系相对立，而且通过肯定一定的现实整体性而既与文学又与电影中的现实主义的各种习见特点相对立”[1]，在电影领域发生的新现实主义首先与文学、戏剧性区分开来，它组织电影结构的方式不再与传统、经典的文学艺术结构相同。

它的表现主要体现在电影的场面调度与对人物形象的处理方式上。

首先是场面调度，巴赞认为，新现实主义与现实主义主要的区分，就在于导演对场面调度的自觉意识，现实主义作者的现实性体现在他处理的是现实的题材，而新现实主义作者则体现在他对现实的整体性的把握，表现在电影的画面上来说，就是具有新现实主义特性的电影会将现实场面的整体性呈现出来，“新现实主义影片允许我们的意识活动从一个事实转到另一个事实，由一个现实片段转入下一个片段”[2]，在新现实主义电影中，情节以事件的形式出现，并且场景具有整体性。罗西里尼的电影中没有文学的因素，也没有“美”的因素，他只是将事件以场景的形式展现出来。所以场景的意义不是事先给出的，而是事后由观众自身悟出来的。就像是生活当中经历事件那样，我们进入一个事件的整体，所有的事情发生但是意义（暂时）暧昧不明，事件结束，我们才通过反思，重新结构出事件的（有限的）意义来。

其次是对人物形象、动作的处理方式，巴赞认为“新现实主义的本意就是拒绝从政治的、道德的、心理的、逻辑的、社会的或您所想到的任何其他方面解析人物及其动作”[3]，简单来说，就是一种“反-赋形”（de- figuration）的处理方式，新现实主义电影不愿意将人物处理为可以以几个形容词便定义了的人物，罗西里尼不愿意将自己的人物与他们所处的环境分割开，人物的出现必定是融合在环境中的。巴赞认为，罗西里尼对人物的处理方式，就是直接展现人物的运动：“举止姿态、动作变化和形体运动就是人的真实存在的本性”[4]，他不以事件的发生指向人物的性格（正如经典文学艺术当中惯常做的那样），而是认为人物的姿势、运动本身就是人物的真实本性，在他的电影当中，人物做出动作不是为了表现某个意义，但是他们做出这些动作却暗含了某种意义，这些动作被融合放入整体的场景之中，不以意义为先导，而是如世界、事件呈现在我们面前那样，我们游荡于多重意义与意义晦暗不明的胶体之中，用巴赞的话来讲就是：“罗西里尼的世界是纯动作的世界，这些动作本身并无重大意义可言，但是它们为突然揭示自己的含义做了准备，竟然出乎上帝预料。”[5]

[1] 安德烈·巴赞，《为罗西里尼一辩——致〈新电影〉主编阿里斯泰戈的信》，选自《电影是什么？》，崔君衍译，商务印书馆，2017-9, 338.

[2] 安德烈·巴赞，《为罗西里尼一辩——致〈新电影〉主编阿里斯泰戈的信》，选自《电影是什么？》，崔君衍译，商务印书馆，2017-9, 340.

[3] 安德烈·巴赞，《为罗西里尼一辩——致〈新电影〉主编阿里斯泰戈的信》，选自《电影是什么？》，崔君衍译，商务印书馆，2017-9, 338.

[4] 安德烈·巴赞，《为罗西里尼一辩——致〈新电影〉主编阿里斯泰戈的信》，选自《电影是什么？》，崔君衍译，商务印书馆，2017-9, 342.

[5] 安德烈·巴赞，《为罗西里尼一辩——致〈新电影〉主编阿里斯泰戈的信》，选自《电影是什么？》，崔君衍译，商务印书馆，2017-9, 342.

影片很精彩。二次大战结束前一年，墨索里尼垮台，希特勒占领了意大利，以陶里亚蒂为首的意大利共产党联合各阶级的爱国人士组成民族解放阵线与德国占领者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影片就以这样一个大环境塑造了众多形象鲜明的人物。民族解放阵线领导成员工程师曼菲蒂立场坚定，意志坚强；工人弗朗西斯科品格高尚，有情有义；神父不顾个人，一切以耶苏为榜样；当过工人的碧娜爱憎分明；这些人物令人可敬。即使一些小人物也是各有特色：神父手下的修士,房东老太和她的老女仆,那个意大利人警察，都善良诚实，令人可信。即使反面人物也不落俗套，那盖世太保头子外表斯文，内心恶毒；其女干将刁钻心狠，不择手段；那意大利人警察局长是个奴性十足的坏蛋，这些人物都令人可憎。而影片歌颂谁,谴责谁,同情谁,鄙薄谁，都以独到的艺术手法描写得清清楚楚。影片最精彩的一场戏是曼菲蒂和那德国鬼子面对面斗争的那一段。德国鬼子先还貌似客气，然步步进逼，而曼菲蒂义正词严，丝毫不退，那大义凛然的气势就压倒了德国鬼子。神父见到曼菲蒂被拷打得浑身是血，已不成人样时，他流下了眼泪，当曼菲蒂断了气，他用手温柔地给阖上眼睛。他用不高的声调对那盖世太保说：“我诅咒你。”这时的他，真像是耶苏，从而，那帮德国鬼子惊怕得后退了三步。影片的这一段，最感人。 今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重看这部电影，很有意义。

电影《罗马，不设防的城市》是由罗伯托·罗西里尼执导，该片根据塞吉欧·阿米迪的同名小说改编。讲述的是在二战结束前夕，意大利地下反抗组织领袖、工程师曼菲蒂遭到德军追缉。危急中，曼菲蒂逃往朋友弗朗西斯科家中暂避，在弗朗西斯科的未婚妻碧娜的帮助下，曼菲蒂见到了唐·彼得罗神父，并请神父将一笔巨款交给游击队。弗兰西斯科为了掩护曼菲蒂而被捕，碧娜也中弹身亡。然而绝处逢生的曼菲蒂被女友告密，曼菲蒂和神父被捕入狱。纳粹故意在神父面前严刑拷打曼菲蒂，两人最终在敌人的酷刑和枪弹下英勇牺牲。

电影《罗马，不设防的城市》纪实美学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记录性。电影的本质就是物质现实的复原，电影的基本特性其实就是电影的照相本性和纪录功能，特别擅长于纪录和复现具体的客观现实。《罗马，不设防的城市》中把镜头对准了生活在社会低层的普通人，反映了他们的痛苦和不幸，例如：在影片中呈现的哄抢面包事件，人民吃不饱饭，并且作为神职人员的神父也被迫参与了哄抢；五点实施宵禁，限制人们的出行；肆意横行闯入民宅，随便对人严刑拷打以及开枪杀人；令人惊叹的是在影片的尾声，一群孩子隔着铁丝网看见神父被行刑的一幕，可想而知这是一群小小的反抗者。第二，实景拍摄和长镜头的运用。“把摄影机扛到大街上去”这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提出的口号。例如：首先在影片中采用实景镜头拍摄了罗马街头的阴沉灰暗，教堂光线的暗淡，各种各样的房屋都是破旧不堪，；其次在影片中也出现了大量的长镜头，平娜在和印刷工弗兰西斯科结婚的前一天晚上，坐在门前的楼道里谈话，非常真实而又细腻的表现出平娜所代表的普通群众对于战争的厌恶和对生活的焦虑，而弗兰西斯科却截然相反，他坚定的话语表现出和他一样捍卫民族胜利的英勇斗志。最后，影片中的皮娜和神父其实都是非职业演员，用以这样的方式，反而更加体现了影片的真实性和和逼真性。第三，蒙太奇手法的运用。普多夫金称：“将若干片段构成场面，将部分场面构成段落，将若干段落构成一部片子的方法就叫做蒙太奇。”例如：在德军包围公寓时，神父得知玛多里手里还藏着炸弹想自杀，他借助警察的巧妙掩护得以进入公寓，在这时导演运用仰拍镜头，随着背景音乐的响起，紧张的跟随神父的脚步爬上楼梯，而玛多里坚持自杀不肯开门，神父不得不爬上门打开，抢下炸弹和手枪；紧接着就在这时德军又借机说自己是半个医生闯入公寓寻找神父的下落，神父急匆匆下楼的镜头与德军矫健步伐的镜头交替出现，使得我的心里和其他观众一样更加紧张起来，终于神父进入了祖父的房间也藏好了枪和炸弹，但祖父却一直不配合争辩，而德军也在不断的搜捕…….门打开的一刹那，祖父安静的躺着，神父也在做祷告。交替蒙太奇的运用使得观众把自己带入主人公，制造了紧张的氛围，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第四，细节的幽默处理。例如：神父到雕塑店去接头的时候，看到耶稣的雕塑不雅观地盯着一个裸体雕像素，神父就将裸体雕像扭转了方向，可是造型就成了耶稣盯着雕像的屁股，神父又很不好意思的将耶稣的雕像扭转了方向，经过神父的“艺术加工”变成了背对背，这个细节的处理符合神父的神父，也增加了影片的幽默化。第五，结构形式（不适用闪回等方式）。第六，地方方言的运用。

电影《罗马，不设防的城市》表现的是在二战结束期间的真实性和逼真性，体现了影片故事内容的真实和逼真，也体现了非职业演员的真实和逼真，更体现了“把摄影机扛到大街上”拍摄过程的真实和逼真，导演罗西里尼切切实实的反映社会生活的创作原则和纪实美学风格。

作为一个骨灰级影迷，这些年最大的一个观影感受就是，欧洲电影里面最牛的当属意大利电影了。 纵观百年影史，真正具有世界影响的电影运动只有三次，而且都出现在欧洲，分别是开始于二十世纪20年代的欧洲先锋派电影运动，二十世纪40年代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和二十世纪5、60年代的法国新浪潮电影运动。 所谓意大利新现实主义通俗点解释就是给到观众一种接近纪录片般的真实感，导演会大量使用素人实景拍摄与长镜头摄影，是一次从内容到形式彻底的美学革命。 这是当时的意大利导演们对当时如日中天的好莱坞电影的一次叛逆，大家可以脑补一下1939年的好莱坞电影《乱世佳人》，与1948年意大利导演德西卡的著名影片《偷自行车的人》，可以感受到明显的对比 电影大师总是一批批的来，又一批批的离开我们，说到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就不得不提， 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三驾马车”:罗西里尼，德西卡和维斯康蒂。 其中罗伯特·罗西里尼是意大利现实主义电影开宗立派式的人物，他的代表作"战争三部曲"，《罗马不设防的城市》、《游击队》、《德意志零年》 标志着新现实主义进入全盛时期。 第二位是上文中提到过的德西卡，他跟姜文一样，是位演而优则导的导演，是一位影坛巨佬。一生当中获奖无数，拿过4次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还有一次戛纳金棕榈和一次柏林金熊，不夸张的说，他一个人在电影领域获得的荣耀比一些国家获得的都要多（PS:比如韩国）。 维斯康蒂，意大利的曹雪芹，生于一个贵族家庭，年轻时期做过大导演让·雷诺阿的助理。梁文道曾说，看他的电影，一切都是如此的高雅，连拍摄一位海边的渔夫，都能使观众感受到渔夫身上的贵族气质。 他的代表作《豹》，是1963年的戛纳电影节的最佳影片，有人将其类比为意大利的《红楼梦》，是现实主义与唯美主义的完美融合，用绝望的情调描写贵族家庭和上层社会的没落。 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影响了后世的一大批大导演，比如戈达尔那句被影迷们名言“电影止于阿巴斯”里提到过的，伊朗最伟大的导演阿巴斯。费里尼费胖胖的新现实主义代表作《甜蜜的生活》曾给少年时的阿巴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接受采访时，他曾回忆:“青少年时期看的影片中，很少有令人沉思的与众不同的电影，只有这一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电影院出来，我独自走了很长的路。我在看完一部好电影之后通常做的事，就是让自己迷失在一条又一条的小巷中”。还有就是我国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人物贾樟柯贾科长，在“小武”的身上我感受到与德西卡电影里同样对于底层群众的人文关怀。

“这部电影向我们证明了现实不等于现实主义，因为它不是一个流派，不是一种方法，它是一种勇气和责任，是一种去直面，去体认，去记录，去再现的勇气和责任。当你真的具有这种勇气和责任时，现实本身是充满了故事和喜剧感的。”

-戴锦华